周生賢：探索委托社會第三方參與環境監測
中央宣講團11月26日在昆明舉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宣講報告會，中央宣講團成員、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作宣講報告，云南省委書記秦光榮主持報告會。
報告會上，周生賢深入闡釋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實質和重大意義，系統講解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基本原則、重大部署、創新舉措、根本保證，以及貫徹落實全會精神的具體要求。他說，習近平總書記在全會上的重要講話和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肩負歷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對國內外形勢的科學判斷、對深化改革的高度自覺，反映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標志著我們黨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決定》是指導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他還從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強和改善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等方面進行了深入解讀，就廣大干部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進行了詳細講解。除昆明主會場外，云南省各州(市)、縣(市、區)共設立145個分會場，總計近3萬人聆聽了報告會。
云南省委書記秦光榮聽了報告后說，報告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全面準確、重點突出，研機析理、解疑釋惑，是對全省上下深入學習和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一次權威系統的輔導報告。要以這次報告會為契機，不斷把學習宣傳貫徹全會精神引向深入，切實把思想和認識統一到全會精神上來，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實現全會確定的各項任務目標上來，努力開創全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的新局面。
報告會前，周生賢先后來到昆明市環境監測中心、云南省環境保護廳，與環保系統干部群眾和來自社會各界的代表開展面對面的互動交流，了解他們對三中全會精神的學習理解情況，以及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期盼，并逐一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
11月26日上午9時，周生賢走進昆明市環境監測中心，與正在通過信息系統實時監測昆明市空氣質量的工作人員進行交談。自動化監測室主任馮暉從一線環保工作者的角度提出：“現在市民對環境保護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我們常常感到任務很繁重，壓力很大，能否通過改革，讓我們可以更加高效地做好環保工作?”
“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統周密的安排部署，其中就提到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環保部門也要深化改革，理順工作的體制機制。”周生賢舉例說，我們可以探索委托社會第三方參與環境監測，充分激發社會各界參與環保工作的動力和活力，“三中全會提出，改革的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要把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探索開展第三方監測工作，同樣要穩步推進。”
隨后，周生賢來到云南省環境保護廳，與來自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級環保部門、環保組織、環保科研機構的干部群眾，以及高校大學生環保志愿者們進行了座談交流。他仔細傾聽、認真記錄提出的意見建議，并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實在具體的事例對大家關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解答。
“從生態文明建設的角度，如何看待環境保護工作?”針對昆明市石林縣環保局長桂明提出的問題。周生賢說，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足以看出生態文明建設意義重大。生態文明理念的提出，是我們黨創造性地回答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關系問題所取得的最新理論成果，也是我們黨提高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用生態文明的理念來審視環境保護，環境問題究其本質是經濟結構、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問題。從根本上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從宏觀戰略層面切入，加強頂層設計，必須從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的再生產全過程入手，制定和完善環境經濟政策，探索走出一條環境保護新路。用生態文明理念看環保工作，就是要用生態文明理念來搞好經濟建設，堅持保護優先方針，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要實行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利用好改善環境質量、增進民生福祉的倒逼機制，充分發揮環境保護優化經濟發展的綜合作用，把生態環境保護要求傳導到經濟轉型升級上來。實踐證明，正確的經濟政策就是正確的環境政策，正確的環境政策也是正確的經濟政策;脫離環境保護搞經濟發展是“竭澤而漁”，離開經濟發展抓環境保護是“緣木求魚”。
云南省環境科學學會秘書長李唯提出，“我國將在建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方面有哪些舉措?”周生賢說，《決定》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并專門用一個部分對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作出安排部署。《決定》要求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這就涉及到環境監管體制的轉型與改革，主要是六項任務：一是建立統一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二是建立陸海統籌的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和污染防治區域聯動機制;三是完善污染物排放許可制，實行企事業單位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四是健全國有林區經營管理體制，完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五是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者嚴格實行賠償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六是及時公布環境信息，健全舉報制度，加強社會監督。《決定》作出了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突出了一個“嚴”字，即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源頭嚴防，就是再不也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必須實施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過程嚴管，就是要堅決防止過程失控，制定實施最嚴格的過程監管制度。比如，環境信息公開制度、環境監測制度、環境承載力預警制度、環評制度、排污總量控制制度，等等。后果嚴懲，就是要嚴格落實環境保護責任，對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行為進行嚴厲懲處，直至終身追究責任，讓環境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沉痛代價。
云南省環境保護廳自然生態保護處處長夏峰提出了劃定生態紅線、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方面的問題。周生賢說，生態紅線包括三方面內容，生態功能保障的基線、環境安全的底線、資源利用的上線。我們必須牢固樹立生態紅線觀念。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應該受到懲罰。這是對生態環境保護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決定》指出，要堅定不移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區定位推動發展，建立國家公園體制。建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機制，對水土資源、環境容量和海洋資源超載區域實行限制性措施。對限制開發區域和生態脆弱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取消地區生產總值考核。環保系統廣大干部職工要結合貫徹落實《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積極開展研究論證，盡快形成劃定并嚴守生態紅線的完整方案，抓好組織實施。
在談到建立生態補償機制這個問題時，周生賢說，《決定》明確提出實行生態補償制度，這對于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生態補償機制的著眼點，是調整生態保護者與生態受益者、生態破壞者與生態建設者之間的利益關系，調動各方面保護生態環境的主動性、積極性。應當堅持使用資源付費和誰污染環境、誰破壞生態誰付費的原則，明確特定的補償責任主體，在國家層面有必要設立生態補償專項資金，擴大補償范圍，推動流域上下游地區、不同主體功能區之間、重要生態功能保護區內外建立生態補償機制，逐步實現生態補償規范化、標準化、動態化。
在回應云南民族大學環保志愿者任奇未提出的完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加強社會監督的問題時，周生賢說，信息公開是密切聯系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保護環境的重要舉措，“過去我們有些教訓，由于某些環境信息沒有公開，結果媒體和群眾有疑慮，造成了負面影響。很高興回答你的問題，以后你們大學生對環境信息公開有什么疑問，或看到我們信息哪里不公開，可以給我寫信。”這番話引來大學生們的熱烈掌聲。
聽了周生賢深入淺出的回答，座談會的氣氛越來越熱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爭先恐后地說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
“作為一名基層環保工作者，我和同事都對自己的這份工作感到十分自豪。我們希望能有更多的職業培訓，以及與東部發達地區開展交流的機會，加強我們的能力建設。”安寧市環境監測站站長馬艷瓊說出了心底的期盼。
“你的建議非常好，我們會很快對此作出安排，讓云南的基層環保工作者有更多機會走出去學習交流，也讓更多的專家學者來這里對你們進行培訓指導。”周生賢現場做出的回應，贏得了在座干部群眾的強烈共鳴。
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互動交流中，周生賢還就參與座談的代表提出的今后如何加強基層環保能力建設、有效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問題，逐一進行了解答。參與座談的代表們表示，直接同部長對話開始還有些緊張，通過與周部長推心置腹的座談交流，進一步加深了對三中全會精神的理解，堅定了對國家發展進步的信心和干好環保工作的決心。下一步，將繼續深入學習三中全會《決定》，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實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項決策部署上來，努力推動生態環保領域改革不斷取得新突破，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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